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极其清晰的彩色影像，不是后期恋爱修复，也不是电影特效，而是真实记录于一九七六年的北京。这段胶片的主人是世界纪录片之父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斯。在那个彩色胶卷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年代，伊文斯带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摄影设备和昂贵的彩色胶片走进了北京的胡同和工厂。
这长达十二小时的纪录片愚公移山成为了那个特殊转折期，中国留给世界唯一的母代级别的彩色视觉档案。它不仅是历史，更是七八十年代的一段生活原稿。那个年代这种画质的原始影像看一段少一段，以后也很难再有了。
把时钟拨回一九七六年的星期天，看这个画面，这是北京一家普通的国营副食店。那时候买肉大家居然都在抢着要肥的，大妈们围在柜台前眼巴巴的盯着老师傅手里那把闪着冷光的切肉刀，嘴里念叨着：师傅，给切块肥膘。在那会肥肉才是真奢侈品，能炼油、能解馋，油炸拌饭简直是神仙不坏。
镜头一转，进到了北京二期机车厂的一个工人家庭。几平米的水泥地上，一家人正围着个脸盆在包饺子。饺子皮带着点微黄的麦色，虽然没现在的雪白，但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种扎实的麦香味。小女儿就在那巴掌大的空地上蹦跳着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
那时候日子真慢，慢到一家人能安安稳稳吃顿午饭，慢到一碗面条就能聊透一辈子的家常。但整部片子里最戳心窝子的是这两双脚的对望，这双脚让她一辈子没走出过这间屋。可镜头一转，她的女儿正穿着那一身被油渍浸透的深蓝工装，在工厂里摆弄几吨重的钢铁机器，一双脚困在旧屋里，一双脚迈向了新生活。
这一老一小就是一九七六年最真实的写照。我们在告别过去，也在步履蹒跚的走向未来。走出家门是属于那代人的北京，街上没几辆汽车，全是二八大杠清脆的铃声。蓝白相间的电车拖着长长的辫子，人们拎着网兜装着刚买的柿子，眼神里透着一股子倔强和韧劲。空气里有烧煤的味道，更有春天万物复苏前夕的生命力。
伊文斯的镜头是流动的，它像一场彩色的梦，播完就没了。但我总在想除了这短短的视频，还有什么能让我们看清那个年代的每一个毛孔，看清那时候人们衣服上的补丁和眼神里的希望。
如果伊文斯拍下的是一九七六年的刚睡醒，马格南大师久保田博二就是用它跑遍全国的脚印帮咱们留住了紧接着万物复苏的八十年代。说真的，这可不是很普通的画册，它就像一本厚重的家庭相册。出版社这次也是下了血本，印刷工艺极其刁钻，硬是把当年那种胶卷特有的质感给还原出来了。
翻开它瞧瞧，那种温润厚重带着老相片味的色彩真的能让你看清一九八零年上海街头那场还没散的晨雾，能让你一眼看见佳木斯火车站前广场上那座披着厚雪的老站房，甚至连雪地里行人棉袄上的褶皱都清清楚楚。
说句实在话，有些钱能省，但有些书真得留着，把它往书架上一搁，这就是一份品味。把它拿给家里长辈看，老人家能指着画面跟你念叨一宿，这就是最好的回忆录，留给孩子看的，这就是让他看明白父辈是怎么过来的。
好书是会呼吸的，现在的手机照片再多，那也是碎片，得有这么一本能捧在手心里的东西，才能把时间给压住。趁着现在还能买到这种复刻版，我把它放在评论区，给自己留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彩色记忆。